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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石落务、尹家务，宝鸡人都很熟悉。事实上，在凤翔除了石落务、尹家务之外，还有南务、北务、明家务、南旗务、北旗务、小旗务、礼包务、新增务、阎家务、托卜务、庞家务、雒家务，这十四个后缀为“务”的村庄散布在凤翔县彪角镇、郭店镇等六个乡镇。 虽然这些村庄的名字耳熟能详，但是包括生活在这些村庄里的人们，并不清楚自己的村子为什么叫“务”…… 是“税收机构”还是因“雾”而“务”？ 曾供职于凤翔县博物馆的中国考古学会会员、凤翔县政协文史组特约编撰刘亮，是这样解释这件事情的： “‘务’是明、清两代设在基层的税收机构。”刘亮语气肯定，“这是已故的庞怀靖老先生亲口告诉我的！” 据介绍，青铜器研究专家、历史学家庞怀靖曾长期担任岐山文化馆馆长，先后在《考古》《文物》《考古与文物》等权威期刊发表论文多篇，声名远播，广受好评。 “那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了，凤翔众多的‘务’也引起了他（庞怀靖）的注意。经过考证，他认为‘务’是明清两代设在凤翔的税收机构，并且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但是过去的时间太长了，我没有记住太多的内容。”刘亮介绍，在他的印象中，二十年前庞老先生关于“务”的那篇文章并未公开发表。 “務（务） ：庞怀靖先生 (已故 )经考证历史后认为，这是明、清两代朝廷设在基层的税收机构。”刘亮要过记者的采访本，将这段话认真地写在上面。 “南旗务、北旗务、小旗务、礼包务、石落务都在郭店镇，相距甚近，如果是税收机构，会不会如此密集存在？”针对这一疑问，刘亮称自己的研究重点并不在此，所以不好解释，他只是如实转述庞怀靖的观点。同时，他也做出了自己的推测：“或许郭店这里过去交通发达，负责盐税、铁税的税收机构相互独立，但都集中于此。新增务，或许就是某年新增设的一个治税之所，随口起名。” 刘亮建议记者前去凤翔县档案局查阅《凤翔县志》，或许能从中发现蛛丝马迹。 《凤翔县志》上记载，清雍正年间（ 1723年～ 1735年），全县分为 39里 402甲，其中就包括有尹家务、托卜务、阎家务、庞家务、雒家务、石落务、礼包务、新增务、北务、南务这十甲。 民国 27年（ 1938年），政府推行新县制，全县 19乡（镇） 120保，明家务、南旗务、北旗务、小旗务出现在此时的行政区划中。但由于没有1735年至 1938年期间的详细文字资料，所以明家务、南旗务、北旗务、小旗务具体何时出现就不得而知了。 是屯兵之处还是造船之所？ 在凤翔县档案局门口，记者遇到一位石落务的村民，他正要将一本《宋氏大房家谱》送给档案局。在这本家谱上，石落务的村名由来显得颇为神奇：相传明嘉靖六年农历三月初六上午，天空一阵巨响，一块硕大的陨石呼啸而降，落地之处位于石落务村东北距三岔五里的宋家人耕地上，一时间，石落雾起，大雾弥漫，雾绕全村三天三夜，故此取名石落务。 在此之前，刘亮也曾给记者提到石落务的这个传说，只是没有这么确切的时间和地点。 传说有多大的可信度？ 按照《宋氏大房家谱》所载，石落务的村名是因为陨石落而大雾起，其后的岁月里“雾”又被讹传为“务”，故此有了现在的名字。那么，其余十三“务”也是因“雾”得名吗？ 刘亮说：“这些‘务’大多分布在横水与雍水等河流沿岸。”距水较近的地方比较容易产生大雾天气，莫非这些村名的来历真的和“雾”有关？ 但不可忽略的一点是，逐水而居是古人一个普遍的选择，河流沿岸的众多村庄中叫做“ XX务”的毕竟还是少数。 除了因“雾”而“务”之外，凤翔县档案局肖逸等人认为“务”与古代屯兵之处有关，如南旗务、北旗务、小旗务等等可能都是清廷屯兵之处。 与“务”字同音易讹传的，除了“雾”字之外还有“坞”字，而“坞”正是防卫用的小堡，亦称“庳城”。东汉末期著名的经学家和语文学家服虔在《通俗文》中解释：“营居为坞”。《后汉·安帝纪》载：“元初元年，遣兵屯河内冲要，皆作坞壁。” 但是，“雾”也好，“坞”也罢，这些村名全都被讹传的可能实在微乎其微。 于是，又有人提出“务”可能与造船之所有关。北宋时，陕西的木材资源丰富，带动了造船业的兴盛，凤翔府斜谷造船务是陕西路（“路”相当于现在的省级行政区域）一个官方内河造船场，所造漕运船，在数量和型号方面，均居于全国领先地位。 除了斜谷造船务存在之外，在凤翔府内或许还存在有其他小型造船务。但这一切，也都只能是推测。并无考古资料可以佐证，甚至连斜谷造船务这个当时北方最大的官方内河造船场都只是存在于史书上。 “务”或与宋代贸易场所有关 北宋时期，地方政权设路、府（州）、县。神宗熙宁五年（ 1072）置秦凤路，治所在秦州（今天水），统 2府 19州 5军，辖地含今甘肃、青海东部、宁夏南部及秦岭以北地区。其提点刑狱（司法机构）在凤翔府，府治天兴（今凤翔县城），领 9县：天兴、岐山、宝鸡、扶风、眉县、虢县（今陈仓区）、周至、麟游、普润（今麟游县境内）。 行政级别较高的凤翔府境内有大量官设贸易机关和场所，而这些场所被称做“务”。史料中对北宋酒务的记载尤为众多，酒务是宋代官府在州、府一级设置酿卖酒曲、征收酒课的机关。北宋中后期全国有酒务 1861个。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马端临称“诸州城内皆置务酿之”。 但酒务的分布不仅限于大中城市，甚至在很偏远的乡村也设有酒务，如《宝庆四明志》所载：“林村酒务，桃源乡，去县三十里。”“小溪酒务，勾彰，去县四十里。”由此可以想象“酒务”之多。 当然，这些酒务不尽然都是官设机构，因为在宋元俗语中，酒店也通称酒务。宋代酒楼、酒店门前多挂有酒旗和酒帘。村镇酒店的酒旗上有“望”字，又称酒望子。南宋洪迈所著的史料笔记《容斋续笔》中对酒望子有这样的描述：“今都城与郡县酒务，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大帘于外，以青白布数幅为之。”这其中所说的“酒务”便是酒店而非酿卖酒曲、征收酒课的机关。 事实上，北宋时期的凤翔，除了拥有发达的造船业，其酿酒业也在当时甚为昌盛。而雍城遗址出土的大量酒容器证明，早在先秦时期，秦人造酒、饮酒就已经相当普遍，佐酒餐也很讲究。 据《凤翔县志》记载，宋初，凤翔城内、乡镇、里闾酿酒者极多，但酒业发展却一直受到政府的限制。苏东坡任凤翔府签书判官时，对凤翔酒业发展极为重视，在《上韩魏公论场务书》中极力要求发展酒业，朝廷很是支持，当时凤翔仅私营酿酒作坊就达到 25家。 于是，凤翔酒业又开始兴旺发达。酒税也成了当时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神宗熙宁年间，凤翔县酒业的年产量产值均居全国第三位。年纳酒税 20万贯以上，作为地方财政和资助镇边军费。 “遗憾的是，同造船务一样，我们在考古发掘中尚未有发现酒务遗址遗迹。”雍城考古队队长田亚岐告诉记者。 但是，“尚未发现”并不能说明不曾存在。或许，曾经觥筹交错的酒务与这些村庄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到民国时期，南务、明家务、尹家务都还有人在经营酿酒作坊。 凤翔“务”的得名，依旧蒙着一层迷雾，但在探寻中的发现，足以证明这个在历史上曾经辉煌过的地区有着怎样的繁荣景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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